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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0日 信報
許漢榮：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
http://www.forbes.com/sites/stevedenning/2012/08/21/killing-and-reviving-the-american-university-in-five-easy-steps/
Killing -- And Reviving --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Five Easy Steps
1. Defund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2. Deprofessionalize and impoverish the professors
3. Run the colleges with hierarchical bureaucracy
4. Focus the college curriculum on jobs
5. Make the students p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