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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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0日
港「毒」是怎樣煉成的？
急景殘年之際，香港發生了「律師信事件」。筆者何德何能，一篇小眾評論，得各方關注，未嘗不是觸及了社會的某些深層矛盾。輿論或批評或支持，筆者都心懷感激。一位法律學院學生，來郵對筆者說，事件提供的素材和正反觀點，足夠寫一篇關於「誹謗」的學期論文。能夠引起思想激盪、意見交鋒，令一些人更深入學習、了解一些大問題，不是每個筆耕者的最好回報麼？事件或告一段落，文章是毀是譽，留待大眾評說。筆者的注意力遂轉到另一敏感話題。
治港京官面對本土主義興起，近日提出「港獨即是港毒」說，用意雖善，其歷史陳述亦相當有力，弱點卻在於未能承認，製造族群對立、催生分離意識的最大力量，往往來自統治集團本身。
遠的不說，「水災」（水貨奶粉北運成港B之災）便是一例。災難出現了，官員扮「果斷」搞嚴刑峻法，奶粉成為「儲備糧」，在邊界上庶幾等同白粉，帶「粉」客最高罰款五十萬、監禁兩年。一國之內，為了嬰兒奶粉，竟搞得如此楚河漢界壁壘森嚴，文明世界無有，荒謬之餘，其政治效果則是加深港陸隔閡，意識上向社會大眾一再提示兩制基本差異不可調和，客觀上打造了港陸之間深圳河之外的又一道鴻溝。此策一出，分離主義的基礎在法制方面加固了，獅龍旗無端又勝一仗。特區政府自作孽也罷，實行此策的行政費用和其他社會代價，市民還得全數啃下！一個源於大陸「神九上天、食環落地」、殆因邊界以北海關貪腐抽「水」而無法消除的現象【註】，港人被迫埋單，梁特首卻第一時間發聲明「感謝」對方關員「努力」。
同樣令人反感的領導行為層出不窮，港人卻無力擺脫這個縱非完全外來政權也非己出的特區政府。分離主義之火遂慢慢累積、蔓延；「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亦不斷滋長，從朦朧到清晰，從「自在」到「自為」。一切官方口號如「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乃至新近出爐的「港人港地」等，市民一旦拿來認真，馬上成為葉公好龍者眼中的一株株可疑毒草，要用各種名義打壓。
鬥死蒙人十六萬
不過，分離意識只會愈打愈烈。殷鑑不遠，只需回到1967年文革初，看看那中共搞的帶有種族滅絕性質的「內人黨事件」。
內人黨，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由俄共指揮的「第三國際」督導成立；由於蒙古根本沒有資產階級，所以內人黨的最高綱領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少數民族理論搞民族解放、成立民族自治政府，獨立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之外。但運動並不成功，內人黨解散，一部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另一部分則過繼中共。1946年，一些內人黨老黨員帶頭復黨，不過還是失敗，被中共吃掉。1949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量漢人殖民內蒙，民族自治改為地區自治，實權掌在佔大多數的外來漢人手裏（這種手法港人漸漸熟悉）。慘劇還在後頭。
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帶頭清洗內蒙「當權派」，大批黨員打成子虛烏有的「新內人黨地下分子」，被指投靠蘇修搞獨立；殺戒大開，四年裏鬥死十六萬人，牽連三十四萬人，絕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當時的蒙族人口不過百多萬（上述數字，出自中共最高檢審判林彪、四人幫時的起訴書）。據筆者在加拿大認識的一位內蒙族朋友說，當年「清洗內人黨」，因為要向中央交數，牽連廣泛，不限於幹部，連他家裏文盲的婆婆，和很多年紀稍大的人一樣，也被指為內人黨，險些鬥死。文革過後，搞了所謂平反，但中共絕不放心，怕蒙人仇漢，於是加速漢族殖民，對蒙古文化、語言等的壓抑日甚。結果呢？以前內蒙人聽話，但1997年，海外主張內蒙獨立的流亡分子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黨」，與藏獨疆獨連成一氣，傳播蒙族分離意識。筆者在海外幾國遇到的好幾位內蒙移民、學者、學生，無一不支持蒙獨。中共說這個組織是帝國主義撐腰的反華先鋒隊，不一定全無根據，但並不那麼間單。按毛氏哲學，外因是社會事物發生的條件，內因才是根本，故中共不能諉過於人，對出現蒙獨要負首要責任。建國六十年，藏獨、台獨死結未解，疆獨卻已成形，現在加上蒙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分離主義運動全世界都有，並不限於受「帝國主義包圍」的「社會主義祖國」。大家也許留意到，去年的西班牙區域選舉中，卡塔隆尼亞自治省（Catalunya，英文Catalonia）的建國運動支持者總票數大大超越反對者。以前，當地比較支持獨立的，主要是左派、工人階級，但現在上流社會、自由派等，都已大量加入（例如天皇男高音José Carreras、頂級數理經濟學家Andreu Mas-Colell等；後者乃卡省現任經濟及研究部長，是筆者的研究院師兄，曾一手建立世界級的巴塞隆拿經濟研究學院，該院現任校長Ramon Marimon，是筆者學長兼後來的論文答辯委員會教授之一，學術主任Teresa Garcia-Milà，則是筆者同窗，故筆者可謂「與獨派關係甚深」！）；西班牙的兩個最大全國性政黨，目前還是反對卡塔隆尼亞建國，理由是憲法不許。看看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可更了解分離主義源於專制壓迫這個道理。
分離源於專制壓迫
卡塔隆尼亞民族有千年歷史；其語言（Catalan）不同於西班牙國語（Castiliano），包含比較多的高盧語（法語的一個重要來源）及意大利語元素。其聚居地方，包括今天的法、意部分地區、整個安道爾大公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由北到南一整片，中心就是西國卡塔隆尼亞自治省，省府巴塞隆拿（Barcelona）則是獨立運動的「風眼」（另一獨立運動，出現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巴斯克地區，規模小得多但名氣較大，因為採取暴力手段，搶盡鏡頭）。卡塔隆尼亞本屬西羅馬帝國，一度被回人統治，十五世紀後逐漸歸入西班牙；因為處於地中海沿岸，故經濟發展較快，兩百年來都是西班牙最富庶、工業最發達的地區。卡塔隆尼亞人早有自己的文化認同，但產生分離意識、昇華成獨立運動，關鍵則是1936年開始、前後持續三年、可歌可泣然而慘烈不堪的西班牙內戰。內戰雙方，一是復辟派，一是共和派。
關於這場內戰，英語世界裏流傳兩本不朽著作，其一是海明威的浪漫主義小說《喪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二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偉哉卡塔隆尼亞》（Homage To Catalonia）。兩本書筆者在大學時都讀過，分別是修美國當代文學和蘇俄史時的讀本。奧威爾和海明威一樣，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到了戰事的最前線，而且都站在共和派一邊，卡塔隆尼亞則是共和派的大本營。海明威當戰地記者，有驚無險；奧威爾則是以志願軍身份真槍實彈上戰場，中過彈，幾乎喪命，子彈從咽喉穿過，差兩厘米便打中大動脈。該場內戰以蘇聯背叛共和派、與英法勢力聯手讓復辟派的佛朗哥得勝上台告終；關鍵的巴塞隆拿之役，共和派主力崩潰，內戰進入尾聲。在這場內戰中，為什麼卡塔隆尼亞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上台後，如何對待卡塔隆尼亞？
佛朗哥上台施鎮壓
1931年，西班牙皇阿爾方蘇十三世同意民主普選，選舉之後，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那場民主運動的中堅是當時以工運為主力的左翼民主派；卡塔隆尼亞的經濟最發達，工業最集中，工人和工會力量冠全國，因此成為西班牙民主運動的大本營。左翼勢力當中，包括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但以當地無政府主義派的力量最大，托派則是其盟友。在第二共和之下，卡塔隆尼亞取得首個自治約章，因此是共和的忠實支持者。然而，帝制力量並未消失，復辟派（國民黨）在軍事強人佛朗哥領導下，於1936年挑起內戰！
本來，有蘇聯物資支持，有大批來自美、英、法、墨、中等國的民間志願軍相助，共和派勝算不低。可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無政府主義者加上托派死對頭勝出，而且想以暗助佛朗哥這個工運敵人上台作條件，取得與英法合作，一同對付德國意大利，從而增強蘇俄自身安全；因此，到了內戰後期，蘇共不斷拖共和派後腿，甚至唆使第三國際控制的左翼部隊襲擊其他共和軍。奧威爾在前線看到蘇共的背叛，非常心痛，重傷退下來之後，寫出《偉哉卡塔隆尼亞》，遙祭在血泊中倒下的共和理想，哀悼參與民主保衞戰的死難同志，後來更成為斯大林主義的最堅定批判者，寫出膾炙人口的小說《1984》、《動物莊園》。
佛朗哥上台，馬上鎮壓卡塔隆尼亞，五萬多人遇害，監禁者無數，所有共和政黨被取締。同時，佛氏政權對卡塔隆尼亞實施文化圍剿。所有政府機關、學校、公眾場合，都禁用卡塔蘭語；一切和卡塔隆尼亞文化歷史有關的出版物，都受查禁；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文化活動，全部視為非法。卡塔隆尼亞歌謠、舞蹈、節假日慶典，徹底消失。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其後西班牙再度民主化（君主立憲），卡省人始重獲自由，實行更高度自治。
解放軍早晚出動？
不過，歷史傷痕太深，巴塞隆拿與馬德里之間，始終有芥蒂，遇上某些摩擦，從前受過的種種不公，很快湧現在少數民族集體意識的前台，變本加厲；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劫後的二十年裏，雙方大致相安無事，但很不幸，自2005年起，分離主義升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人認為西班牙中央政府的財策對他們不公。卡省因為經濟發達，長期以來擔起超額的國家財政責任，補貼較落後地區。這也罷了，但前幾年發生環球金融危機，卡塔隆尼亞陷得很深，向西班牙中央政府求援，後者竟乘機削減該省的財政自主權，卡省民眾覺得中央政府忘恩負義，獨立訴求一發不可收拾。明年，卡塔隆尼亞將再次舉行政體意向公投，中央政府凶多吉少。
在去年的一篇文章裏，筆者認為「分離主義止於民主」，此說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例如，北愛、魁北克、蘇格蘭等地的分離主義運動，近年有所消退，都是因為少數民族在民主討價還價過程中得到足夠好處和尊重，令不少人回心轉意（不似港人幾十年來對大陸出了資金花了錢，得到的卻是嗟來之飲丟來食）。然而，卡塔隆尼亞的最新發展是一個反例；筆者去年的看法已經太樂觀。專制時代結下的仇恨太深，分離傾向因偶然事件加劇，便是民主化了，也回天乏術。這一點，北京及治港京官皆應有所警惕。在香港，任由台上群小仗權胡作非為，醜事惡行一單接一單，市民不滿卻徒呼奈何；再來幾次假普選，港人當中的自治主張、分離意識必日盛一日。到了矛盾升級、梁某加緊鼓動群眾鬥群眾、繼而出動解放軍之日，便是港獨出現、港人以毒攻毒之時。歷史規律有迹可尋，並非完全不可預知。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