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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Posted by Tsui Sing Yan Eric in 明報, 港人講史 and tagged with 行政吸納政治, 香港自治, 香港開埠, 香港政治, 官商勾結, 權力精英, 中港矛盾七月 2013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7月21日

陳雲 - 殖民遺恨——感懷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開卷看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24日

【明報專訊】泛民靠左翼，左翼靠泛民。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香港的左翼聽命於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也依靠左翼給予道德價值及行動刺激。上星期《明報》星期日副刊，「激情回歸理性 重整人心的社運」，就上演一場匪夷所思的左右翼團結會談，法學家戴耀廷教授與社運界葉寶琳、王浩賢、周諾恆、陳倩瑩侃侃而談。戴教授勸誡社運人，要收斂激情，要用理性引導，周諾恆低頭不語，說戴的「口脗像老竇教仔」。

佔領光環，不是佔領中環

他們想佔領的是光環，不是中環。香港無左翼，也無右翼，只有愚昧而想佔領道德光環的中產。佔領中環無什麼可以說的，就是美國人的motto﹕Just do it，你唔do，就返屋企睡覺算啦。佔領光環令自己感覺良好，但面對中共，預計必會失敗，故此也毋須承擔成功之後的責任。佔領中環會成功，然後要普選、要執政，要承擔責任，要建設香港的主流社會，這是香港的中產unprepared的。他們一向是退出主流、空出主場，然後戴住邊緣的道德光環，吃一點有機蔬菜，喝一碗心靈雞湯，孤芳自賞。

香港的中產自我壓抑成這個模樣，要追溯香港的殖民歷史來解釋，就不得不看呂大樂教授去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尤其是「殖民冷經驗」一章，充滿機智，發人深省。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階層的「能見度」和「滲透性」極低，上流社會是英國人挑選和培育的，主流價值是曖昧而不言明的，香港的主場則是英國統治者捍衛而香港平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戰役或採用過什麼戰術的。直至如今英國殖民地的秘密檔案解封了，我們才知道一鱗半爪。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道德動機。只可以說，殖民統治者的道德動機來自冷戰與抗拒赤化的需要、來自維護英國王冠的榮譽，與來自海外殖民官的職業尊嚴。至於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更是民間無法學到的。

中產階級空出主場，在邊緣玩樂

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本地中產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華人進入現代化的智力障礙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efficiency和streamlining有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嘴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和do it well and fast。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what will happen if I don't do it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阿媽（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英國殖民統治，採取的是上層緊迫、下層鬆動的做法，嚴格規管上層人的道德與行為舉止，也要中層人有馴服和有歸屬感，對下層人放任，但整體不理會中下層華人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親英、親中或做世界公民。至於華人不染指主流、不涉足主場，英國人給他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豐富的發展機會。華人有自己的親英圈子，華人也有更多的親中圈子，部分歸屬於共產黨或國民黨資助的社交和精神生活圈子。世界公民的圈子疏離於主流，有一點本土意識但道德承擔薄弱，不足以支配主場，時刻處於嘲笑主流道德和華夏文化的游離狀態，卻爆發出好強的創作活力——這就是香港的庶民流行文化。

香港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呂教授的書沒講的，香港爆發中英談判，而香港華人無法參與，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和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然而，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帝國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香港所謂右翼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在抗爭的時候，高級中產為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也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帝國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要理解香港舉世無匹的怪誕政治，必須回溯到殖民地的歷史。

文 陳雲
編輯 鍾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