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04/07/2013
本土派挑戰「中國沒民主，香港民主也無希望」的觀念，勸港人反思為何要悼念六四和李旺陽，主張本土利益和本土民主優先，惹來大中華民主派的強力反彈。
大中華派挑戰本土派的一個萬能key，是質疑香港本土派對本土的界定，仍然模糊。我們得承認，本土派的本土想像有待豐富。但在質問何為本土之前，我們其實更要問何為中國。只要我們敢於詰問，便不難發現，大中華派的中國想像，其實更為殘缺。
大中華派挑戰本土派的一個萬能key，是質疑香港本土派對本土的界定，仍然模糊。我們得承認，本土派的本土想像有待豐富。但在質問何為本土之前，我們其實更要問何為中國。只要我們敢於詰問，便不難發現，大中華派的中國想像，其實更為殘缺。
例如你可以試試問他們，中國包括不包括西藏？藏人是不是中國人？如何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為何他們聲援各種不同中國維權運動，卻對西藏現在已有近百人犠牲的自焚抗爭不發一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他們又怎樣看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
香港人如要關心中國的民主運動，倒不如多關心西藏。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便是參考1950年代西藏達賴喇嘛政府與北京在「十七條」協議下的自治體制。西藏一國兩制的失敗和其後無日無之的鎮壓與反抗，可能隱含著香港未來命運的密碼。
清代對藏事宜，通過同時管理蒙古、俄羅斯等事務的理藩院處理。清帝國瓦解後，西藏在二十世紀中之前是一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擁有自己的政府、國旗和軍隊。1950年解放軍進藏，無法完全掌控空氣稀薄的高原地區，於是誘使達賴喇嘛政府與北京在1951年簽訂十七條協議，讓達賴喇嘛政府繼續管理藏內部事務，中央只接管西藏的外交國院事務。
1950年代達賴喇嘛政府內部，存在反華派與達賴喇嘛本人為首的親京派。而在中共內部，也存在主張與達賴喇嘛合作、尊重藏人信仰的西南局人馬（鄧小平在1949年至1952年仍西南局第一書記），和主張剷除達賴喇嘛勢力的西北局人馬間的矛盾。達賴喇嘛和毛澤東在1950年代初，曾極力約束各自陣營內的強硬派，勉強維持西藏的一國兩制。
1950年代初，達賴喇嘛與毛澤東之間有一定信任。達賴喇嘛在1990年的自傳中，回憶了1954年代去中國時看到內地建設成就時的興奮心情。他甚至向毛提出加入中共的意願，表示馬克思主義與佛教其實有不少共通點。毛澤東在為達賴喇嘛送行時特地對他說︰
「（我）感到你的眼光大，不光是看到西藏，而且看到全國的事……你很有希望，比我年輕……佛教的始創人釋迦牟尼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的。他主張普度眾生，為了免除眾生的苦，他不當王子，創立了佛教。因此，你們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解除受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有共同之處的。」（《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頁114）
1946年後中共轉向極左路線，拉薩與北京關係也迅速惡化。反右期間，中共整肅了不少重要藏族幹部。拉薩與北京之間，頓失橋樑。四川青海等地的急進集體化，則激起了當地藏區的武裝起義。藏族起義軍逃到拉薩後，即成為拉薩反華力量壯大的生力軍。
中共極左路線令北京與拉薩的強硬派主導局勢，最終導致1959年3月10日拉薩起義。起義後，中共強力鎮壓藏人、達賴喇嘛出走，他的政府也流亡海外。西藏走進一國一制的死胡同之後，在反抗與鎮壓的惡性循環之中，度過了超過半個世紀，走到今天的自焚浪潮。
西藏一國兩制的悲劇結局，是必然還是偶然？這是關心香港前景的所有人，都需要回顧的一段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