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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 往奴役之路的盡頭處
七一臨近，梁氏政權對香港管治失控，無法對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政策指引，無法對一個多元社會裏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這兩個「無法」，再加上梁班子及其背後的板塊勢力和人物不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終於把香港打「散」了。
社會散而不亂，只因香港底子好，港人質素一般比較高，政府的各項日常功能，大體可在原有基礎上依靠公務員體系繼續運作，尚不至於像大陸那樣，出現各級黨政幹部對人民巧取豪奪，引發愈來愈多的群眾性暴力維權，需要勞煩中央作高成本暴力維穩。
權與力嚴重脫鈎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夠聰明、高資歷的梁氏及其班子，為何依然困於上述兩個「無法」？解釋不止一個，例如訴諸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體制矛盾，等等。筆者今天提出另一觀點，不僅能夠解釋梁氏為何無法有效管治香港，還有助了解大陸內部出現的同樣困境。畢竟，一國專制之下，衍生出的管治問題，關鍵處都一樣。
大家知道，《基本法》賦予特首很大權；所謂「行政主導」，簡單而言，其實就是「行政長官主導」。此外，還有其他很多個別法規，也賦予特首各種重要權柄。由於行政長官非民選而是由中央欽點、交小圈子奉命推舉產生，故特首權大，其實就是中央權大。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而是港英外來政權遺留下來的體制的最專制那部分而已，只不過九七年由北京接收，做了點改頭換面的功夫。
因此，特首除了制定政策、主導立法，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委任重要公職人選、法官、大學校長，等等。帶紅色背景的梁氏，因此幾乎可在香港每一重要權位上替黨插上紅旗，而事實上他也正在辛勤地做這個工作。
不過，有權不等於有力。我們習慣把權和力連在一起混為一談，但細想一下便知道，就算梁氏多找幾個高靜芝，委出一個又一個「紅旗牌梁粉」，奪盡獅子山下每一權位，但只要民心背向，力就無法使出，甚至只能看到反作用，而梁政府還是會和一年來那樣，一籌莫展，事事反彈、到處碰壁。
事實上，這將會是香港的一個顯著政治趨勢：梁氏的權不斷膨脹，重要位子愈佔愈多，但民心愈來愈背馳，管治力於是愈來愈弱。大如整個政府，小如一所大學，都會有這個趨勢。某一天，當權與力完全脫鈎，特區政權便是到了崩壞的前夜。
為何民心背向今年特別急促？
梁氏把紅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氣揚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卻因此憂心忡忡；筆者卻認為，無論是得意還是憂心，都是捉錯用神。特區當權者愈是仗權佔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之間有直接的負面因果關係。這才是大家（特別是北京和本地當權派）都應該擔心的事。
十年一輪迴，對比○三七一後垮台的董氏和今天的梁氏，必有所啓發。當年董氏雄心萬丈，但多做多錯，經濟上的最大失誤，是任由當時在行會裏分管房屋政策的梁氏搞了個「八萬五」，製造出無數負資產；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則是聽從另一個梁氏（女）慫恿，硬推「二十三條」，嚇煞愛自由的港人。
這些一級錯誤，加上執政不逢時（遇上禽流感、「沙士」），終令董氏執政七年光陰虛擲，最後成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儘管管治能力有限，論人品，董氏卻堪足稱道。撇開政治觀點不談，他失敗的主觀原因，如輕信小人、執迷不悟、喜替部下護短，等等，都可說是性格缺陷。這種缺陷，經年累月方能看出，所以董氏管治失敗，市民對他失去信心，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相比，在大多數市民心中，梁振英的各種缺陷，卻是以人格缺陷最為突出。這種缺陷，視乎運程，有時顯露得很快，做一兩件錯事壞事，或給政敵揭露一些陰私，馬上現形，無可葯救。而且，人格缺陷和性格缺陷不同，容易物以類聚；因此，梁氏身邊的同志當中，有同樣缺陷者，他大概都不以為意，甚至相處的時候，可能感覺特別舒服、無拘無束。
搞中港融合適得其反
但是，領導人身上的人格缺陷，港人最難容忍；曾蔭權不過貪了點小恩小惠，港人便視之如敝屣。是以梁氏上台不足一年，儘管實事未見多做而大錯未見多犯，他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聲望卻跌至回歸後新低。一個以不正當、欠誠信手法上位獲得最高權位的人，港人理性估計他可能會同樣為了一己政治私利出賣港人利益。事例之一，就是所謂的「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這個詞，回歸之後不久，已經十分時髦；當時把這個口號提得最響亮的，是好一部分商界人士。的確，從經貿觀點談中港高度融合，不一定是壞事，大多數人明白這點，所以商界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港人並無特別不安；但梁氏上台後，由他以特首身份再推「中港融合」，市民則疑心頓起，怕他為了一己政治利益，搞的不只是經貿方面的融合，而是蓄意引入、強化大陸政治、文化、作風、價值觀乃至跨境殖民，最終實現把香港全方位「溶合」於大陸。
市民的這種恐懼，在月前國教事件和廉政公署被大陸「隊」酒文化攻陷這兩起危機之中得到印證；梁氏倡融合，結果反而加深中港矛盾，助長了本土主義和港人的脫北傾向，震動中南海，反過來連特區「高度自治」的根基也打散。
這是香港政治現實中一個非常特異的「蝴蝶效應」：一個地方領導人小小一點人格缺陷，能引發巨大回響和破壞力。這個事例，亦正好說明上述觀點：權因民心背向而與力脫鈎，力無法有效使出而只見其不良反作用。
香港如此，大陸的管治亦出現權與力嚴重脫鈎。「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溫家寶時代已有傳聞。中共搞中央集權，權不可謂不大；黨員人數今年估計已達八千五百萬，不可謂不多；在一黨專政之下，政府裏、社會上的一切重要權位，除了少數幾個政治花瓶之外，全部由黨員包辦。儘管如此，中共的權與其管治力依然脫節。
論原因，當然比香港複雜；論結果，大陸社會開始紊亂，亂象已比香港嚴重，因為社會底子弱，人民教育和公德水平一般比較低，公務員隊伍貪污（後者本身就是導致社會昏亂的一個根源；之外還有更黑暗的黨和軍隊貪污，都是香港所無、港人因此無法想象的事情）。
維持社會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對經濟發展成果分配權的壟斷，以及在必要時實施政權暴力──這就是具現代中國特色的「恩威並重」。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走回頭路搞「國進民退」，就是因為需要保證黨擁有「施恩」的絕對能力。然而這正正就是海耶克說的「往奴役之路」；此路盡頭處，盡是一輛一輛坦克和沒有橡皮子彈的衝鋒槍。
讓子彈飛？
大陸這兩套「解決」無法有效管治社會的路數，看來很可能通過梁氏政權的通力合作引進香港。梁氏一邊搞「大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一邊搞演習。當特區政府進入有權無力時代之際，大陸的「恩威並重」香港版，對梁政權而言，不僅愈來愈有需要，要搞還的確愈發有條件。
黑夜快將來臨，你要不讓子彈飛，還得靠自己兩條腿，靜靜地走到中環。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