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神探伽俐略真夏方程式》交代湯川教授與小學生恭平在電車上的邂逅，小小的細節讓我印象深刻。
恭平一個人去玻璃浦，媽媽不放心，打電話給他。當電話響起來的時候，湯川臉上露出了驚訝、不解的表情，接着，傳來恭平接聽電話的聲音，湯川臉上的表情轉為不滿，但他沒有發作。
車上一個老人按捺不住了，斥責恭平：「你不知道在電車上不能打電話嗎？」「你不知道這樣會影響其他人嗎？」老人要求恭平把電話關機。但恭平不敢，因為小學生電話有特殊功能，必須長開，以便家長隨時打入，確保與年幼孩子的聯絡。電話一旦關機，家長的手機就會不斷收到短訊。這時，湯川教授起身，教恭平用包飯糰的錫紙包住手機，這樣，手機既不屬關機狀態，卻也不會再響起來。
老人很凶惡，但湯川站起來，不是「保護弱小」，怪責老人不包容，而是用科學手段平息老人怒火，因為湯川也不能接受在電車上講電話。
亞洲人中，日本人是個很特別的民族，他們對制度近乎古板的遵守，既源自自小接受的教育，也來自建前文化強調的恥感，做事不顧他人感受，影響、妨礙其他人，絕對是羞恥的事。恥感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成年人要包容孩子的事，家長不在身邊，不相干的老人覺得自己有責任教訓別人的孩子，因為他們對民族形象的傳承自覺承擔起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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